[36]将上述情形置于司法解释不利溯及的规范建构之中，不难发现，司法解释在我国的不利溯及首先可以排除情形判准（1）。

[61]P29价值是法律的永恒论题，对法学概念的探讨，价值层面的研究尤为重要。(三)运行论层面——法理是法律的合规律性法律是社会有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动态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机器之中。

在良法在形式方面，又要符合类似富勒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一般性、明确、公开、不溯及既往、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在诸多的法律价值中，人权是核心价值，自由、秩序、正义、效率等为基本价值。[1]在这之后，法学界同仁积极推进法理研究行动计划，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大家越来越感到需要对法理这一概念本身作出界定。④jurisprudence是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对其进行翻译应秉持详尽阐释的态度。第四种，这个术语通常意味着是一种制定规范的机构，从这个机构里形成的规则、原则或者概念，并通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判决赋予它们一种权威性。

同时法律的运行规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会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通常来说价值判断是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赋予，是主体在某种判断环境下基于各种判断因素所做出的权宜性评估，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判决有下列情形者，以违法论(第390条)。

其四，关于判决书的瑕疵问题，虽然判决内措辞虽有不当，但于本案判断内容无直接影响之事项，不为上告理由(3年上字33号)。即使在中央之大理院，也未见得可以完全排除政治干扰。⑨〔日〕冈田朝太郎口述、熊元襄编：《刑事诉讼法》，李凤鸣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174页。④在三审终审制下，地方法院的审判质量问题传导到中央的最高审判机关，导致的一大后果就是第三审为法律审的原则被打了折扣。

以德日为例，第三审贯彻法律审行之有年，第一审、第二审的质量已足够坚实，第三审救济已非刚需，这时第三审就可进一步改采许可上诉制。如该事实于法院已甚显著，或为其职务已所知者。

一方面使积案足以清理，他方亦使折狱不至有所枉屈。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似乎也并未形成清晰可用的区分标准。(29年上字828号)但是，据《民事诉讼法》第466条规定，判决不备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亦属于违背法令，可上诉至第三审法院。凡不适用法则，或适用有不当者，谓之违背法律。

第三审职权在纠正第二审判决之违法，故未经第二审裁判之事项，不得向第三审声明上诉。因为国库空虚，此种改革，在理论上虽为急须之务，在事实上却完难即时进行。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30)王宠惠：《今日司法之改良方针(一)》，载张仁善编：《王宠惠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③欧阳正：《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载那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台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4版，第345页。反之，若下级法院能保证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质量，则第三审的必要性就会减弱。

例如，就单纯的文字疏漏(错误)不能被认为是显然违法，因此也不能作为提起第三审的上告理由。(27)涂身洁曾翻译日本著名学者石阪音四郎的《法律解释论》并连载于《法律评论》，参见〔日〕石阪音四郎：《法律解释论》，涂身洁译，载《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207页。

德国相关规定如下：上告，限于其裁判违背德意志法律，或违背控诉裁判所管辖外有效力之法律为其理由，得以为之。在审判技术上也有难度，在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问题的识别、提炼和统一机制。严格限制第三审的审查范围，使第一审、第二审为事实审，一方面是有保障当事人诉权之考虑。(院字第931号)(22)司法院明确将第三审定位为法律审，且赋予第三审裁判对下级法院的拘束力。近代中国效法德日，建立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其第三审根据法律规定为法律审。在改革者看来，将法律审单独剥离出来，与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与司法传统都不配套。

相应地，司法解释由司法院掌理，而判决例则由司法院内设的最高法院负责。议增庭员，虽在所不免，而势必有限。

是否不备理由或存在理由矛盾之情形，绕不开对案涉证据的查证与事实之认定。但纸面上的立法规定与现实的司法实践一直存在落差，由于主客观原因，第三审为法律审的法定原则始终无法完全贯彻。

(18年上字1231号)当事人在第三审不得扩张其在第二审所为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反之，如并非法定强制辩护案件，则非必须辩护人到庭辩护始能审判原审未予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而为判决并无违法之可言(28年上字4030号、29年上字2062号)。

兹所谓法则，泛指一国之法规而言，无论为成文法，抑为习惯法。案件进入到第三审后，可以采用书面审，其卷宗应移送至最高法院。(39)黄源盛：《民初大理院与裁判》，(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2页。对于延期之声请，并未驳斥而径行终结辩论，固有未合。

如果证书之记载与事实不符，则明显违背了伦理法则，根据该证书所确定事实作出的裁判当属违法(28年上2255号)。(37)大理院虽然明确民事案件法律无明文者，依习惯法(2年上字第64号)，但习惯法成立的标准比较高，必须同时符合四要件：1)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确信以为法之心。

上述《办法》第四部分改革再审程序还特别规定：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条件，除了原判决、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外，必须是再审申请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主要证据和诉讼程序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有错误的(第11条)。①与之相较，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在审级上没有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

第466条是有关诉讼程序违法的列举式规定：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决当然为违背法令：1.判决法院之组织不合法者，2.依法律或裁判应回避之推事参与审判者，3.法院于权限之有无辨别不当或违背专属管辖之规定者，4.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者，5.违背言词辩论公开之规定者，6.判决不备理由或理由矛盾者。(47)若下级审质量不高，且不能获得人民的信赖，则第三审的功能就会被不断强化，甚至由法律审扩张至事实审。

另外，大理院还特别作出通告：嘱托外省高等审判厅审查向(大理)院上告案件，仅以不合上告期间及审级等事项不合法为限(特字第12号通告)。⑤但考虑到改革者也特别提及司法传统的问题，研究近代中国继受德日第三审为法律审的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司法，对于当代中国审级制度的完善，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就不劳当事人出席对证，可在原地审理。需要各高等法院推事养成慎断与负责的精神，在第三审之前把好最后一道事实审之关卡。

⑤刘峥、何帆：《〈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31期，第14页。据笔者统计，从1927年至1940年，最高法院针对相关法条作出约20个判例要旨，其中包括对于第二审判决上诉，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的再次申明(26年鄂上236号)。

(统字171号)(2)终审判决，纵使违背法令，除具备再审原因得请求再审外，别无救济之途。原审基此所为之判决，自属无可维持(29年上字1457号)。

(2)上告审专为统一法律之解释既为解释法律而设，则不复调查事实，乃当然之举。大理院在该领域作出七个判例要旨，可分为四类：其一，上告审不许主张新事实(7年上字866号)。